清代会馆与社会治理——以江西会馆为中心的思考( 二 ) 宝藏男孩|工作室|郎佳子彧|最

随着会馆的发展，管理体制更趋复杂，有的形成了值年首事—护理—总理等层级。如自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始，贵阳江西会馆由南昌、建昌、瑞州、吉安、临江、抚州六府各推选3名首事按年轮值。至乾隆六年（1741年），改为每年六府各出2~4名首事共值。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增设总理1名，每年由六府轮流推举1人担任（《万寿宫徵稽谱·历届总理首士芳名》）。道光七年（1827年），贵阳江西会馆编修《徵稽谱》时，丰城县不仅有值年首士宋佐才和袁秋知，还有护理毛永臣、黎恒先、熊盛彩等22人（《万寿宫徵稽谱·丰城县徵稽谱》）。这种从“轮值”到“共值”，由首事到护理、再到总理的管理方式，既是江西会馆不断整合不同乡籍和行业的结果，又极大提升了其社会治理能力。
“客总”，又称“客长”，由地方推举，负责地方治安、承办差徭和地方公共事务，是地方社会治理重要的力量（梁勇：《清代四川客长制研究》）。江西会馆的“客总”具有双重功能，对外承担着与地方官员打交道的功能，对内拥有约束同乡的职责。光绪《津市万寿宫志》说道：“客总之设，外以谒见官长，内以约束同侪，必宜慎重其选，方足维持地方。”乾隆十六年（1751年），常德府“各会馆帮修书院，捐买育婴堂，江西客总全兆瑛、彭廷佐等共捐银三百两”。在《万寿宫总记出入事件簿》中，记载了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至乾隆二十四年贵阳江西会馆处理的事件，涉及客长的有22处。此外，嘉庆朝之后，包括江西会馆客长在内的“八省客长”，不仅成为重庆城市商业纠纷调处的核心力量，且广泛介入政治和社会事务（周琳：《商旅安否：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客长在清代社会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既反映了基层社会自治化的历史趋势，又是其在地方社会权势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
乡例、会约与官法
清代江西会馆社会治理能力的实现，不仅取决于不断完善的管理体系，还缘于其对乡例、会约和官法等社会文化资源的利用。所谓“乡例”，指的是乡人约定俗成的民间习惯和规则。作为同乡同业性质的民间组织，江西会馆往往将乡例用来规范同乡行为、调解行业纠纷。如津市江西会馆规定，“各行号遇有争竞之端，经郡邑中戚友调释，尚各执一见而不相下者”，再挑选吉日，通知各馆绅首一齐在恭敬堂决断。如事涉祖孙、父子、夫妇血亲相争，及奴婢讦告、身充差役并闺房暧昧等，不准开馆投诉（《津市万寿宫志·排解》）。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贵阳江西会馆在调解丰城县鲁氏兄弟账务纠纷时，就要求鲁氏族中叔侄一同到场，最后会馆首事与族人签字画押（《万寿宫六府首事排解事件底录》）。会馆首事和族人共同参与调解，既说明了乡例在江西会馆排解乡人纠纷时所发挥的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西会馆的乡族属性。
除乡例外，江西会馆各行业还往往创立神明会，以会约的形式来规范同行。据《巴县档案》记载，早在乾隆年间，重庆城内的丝线帮“经本省同江南、江西、湖广、贵州五省客长议立章程，兴设葛仙会。议明开铺之家不得自行打线，以三年之内，招一学徒”。嘉庆五年（1800年），贵阳江西会馆临江府172名绸布商人和商号鉴于“近来人心各异，弊资大开，以致银色比期全无定约”，于是成立“绸布厘金会”，“酌定成宪，永为恪守”。此外，绸布厘金会还与财神会、清明会一道，制定了临江府新义园条规。嘉庆十一年（1806年），南昌县帽行为了加强行业规范，起立真君会，厘定章程，有条不紊。木行“鲁班会”则规定，新来者出纹银五钱入会。“如有不遵者，本行逢会设席奉神，无他人分，不得争论”（《万寿宫徵稽谱·左右客厅碑文》）。由此可见，这种借助组建神明会、以会约规范同行的方式，集神权和行规为一体，促进了江西会馆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与乡例、会约一样，官法是江西会馆处理和调解各种事务不可或缺的资源。无论是利用乡例做出裁决，还是依靠会约进行管束，江西会馆均会强调官法的必要性，从而使乡例、会约与官法成为互为补充的链条。如津市江西会馆规定：“如事关图赖，影射取利，由各绅首彻底查出。凭证确凿者，即时呈送官长究惩，以儆刁顽而安良善”。尤其是涉及公共事务或政务时，江西会馆还会成为官法的执行者。例如，清代重庆的“八省客长”制订与修改商业规程常见的做法之一，就是在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诉诸相关的法律条文（周琳：《商旅安否：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