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精神的内涵晋商精神( 四 ) _精神

(三)同舟共济的共识与晋商在世界的协调发展
《中国经济通史》中有一段总结:“明代以前，中国商人的经营活动多为单一分散，没有形成有特色的商人群体，即有商人无‘帮’ 。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水陆交通的日益扩张和商业竞争的日益激烈，一些商人为了壮大队伍，扩充资本，增强竞争实力，赢得巨额利润，成立了商帮，从而操纵了某些地区、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最初，这种商帮是利用封建地缘和血缘的落后形式产生的。具体来说，就是一种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情为纽带，以‘互助’为宗旨，以会馆、会所为异乡联络和议事场所的‘亲密’而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其活动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很大。”
明清时期交通运输落后，商队的行程从半个月到半年或一年不等。建在遥远异国他乡的分号，更像是海外的孤岛，遇到危机需要几个月才能传递信息，更谈不上寄希望于故土的援助。常年在外经营，自然渴望有人在紧要关头伸出援手，于是地缘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同乡成为他们的坚强后盾，会馆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据李华调查研究，晋商在京津冀设立的会馆有46个。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贸易区也有不少晋商的商会。后来，湖北和湖南等地也成立了商会。
这样，原本孤立的商家慢慢自发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由地域认同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其中商号既竞争又合作，关键时刻互帮互助，大大提高了抵御风险的能力，为晋商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保障。晋商会馆的出现，更能体现晋商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它既是晋商团队精神的结果，也是晋商团队精神的直接体现。
此外，晋商在开展经营活动时也十分重视发挥群体力量，并以不同形式组织实施。晋商商帮的团体精神除了按地域组成商帮外，在商业运作中还有两种形式:之一种是合伙制的组织形式；二是组建联号制、股份制的行业集团组织。这些都是晋商同舟共济团队精神的具体体现。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同舟共济思想也是晋商的主要商业精神之一。
三、晋商精神的经济内涵农耕技术的进步和优良作物的引进，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带来了人口的大量增长，同时也从农业生产中解放了更多的劳动力。前者使山西这样狭小贫困地区的人们不得不外出谋生，后者丰富了社会分工，创造了更多类型的产品。商业的本质是交换所需商品，调剂余缺。商业的兴起加速了资源和产品的配置，促进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日益细化的分工呼唤更加发达的贸易，商业在分配社会资源中的作用得到体现。按照传统“知识分子、农工商”观念中对商人的定位，他们可能确实没有参加过所谓的“直接”生产劳动，但他们在资源流通领域的巨大贡献，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可以说间接促进了“直接”生产劳动。中国十大商业集团的出现，使得充分利用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在其贸易所及的地方生产选择性商品成为可能，使生产过程更加专业化，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一)诚信和公正是晋商经久不衰的精髓。
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大幅增加(17世纪末人口为1.5亿，1800年为3亿，战争爆发前为4.5亿)，城镇和市场大规模出现，水陆交通大为发达，都对大规模贸易的出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当时的交通工具还很落后。车、船和牲畜是运输的主要力量，但发达的官办驿站不是民用的。因此，尽管运输的发展扩大了商品的流动范围，但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率仍然很低。因此，晋商在一个新的地区设立商号，开拓市场，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他们违背诚信精神，欺骗客户和合作伙伴，他们就会放弃在这方面继续经营的可能性，以换取一点点额外的利益。用小小的短期利益换取持续的长期利益，显然不值得。普遍诚信促进了市场环境的良性发展，简化了交易流程，降低了交易成本，使交易过程更加顺畅。所以有“义为生财之道，和为气之仙丹”之说。诚实的买家甚至可以凭借自己的信誉赊购商品，诚实的卖家可以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提前收款进行周转。人们总是愿意选择与质量高、价格合理的商家进行交易，所以诚信也可以为商家带来更多的客户，使其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和更多的发展机会。社会范围内诚信氛围的形成也极大地有助于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
义就是“先义后利” 。一切都要按照义的要求去做。不做不符合正气的事，可以培育良好稳定的市场环境，也可以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和口碑，赢得社会认可，获得长远利益。沈孝思在《陆瑾》中说:“祖父或他母亲的利益，把贷款乞讨给别人，忘记了。借款人工作几十年，儿孙天生有知识，更渴望努力工作还贷。然后他有一个大户人家，急于赢得人民把他当哥们的思想，说他死不忘，怎么能忘了他的一生呢？然后斯里兰卡人输得比前者少，得得比后者多。”[6]如果我们遵循“义”的法则，那么大家就会愿意互相交朋友，我们就很容易在世界上立足；如果按你的意思去做，会被所有人唾骂，很难再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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